《澳门日报》19日刊发社论《富士康“跳楼文化”的反思》。社论说，跳楼事件接连发生，一方面暴露富士康在管理理念、制度、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不足，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权益，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人文关怀；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这些“城市孤岛”居民的漠视。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“转型中国”问题的缩影。
文章摘编如下：
富士康“九连跳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“九连跳”的提法并不准确，富士康自杀事件早于二○○七年便见诸报端，当年六月十八日，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。去年富士康也曾发生多宗跳楼事件。不过，今年该企业跳楼事件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，不到半年，就接连发生九宗，造成七死二伤。
今年跳楼的九位当事人均为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年轻员工，他们多数在入职半年内出事，有两人入职才一个多月。这些年轻生命为何会过早凋谢？富士康这个堪称世界规模最大代工企业、中国出口额最大的企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它为何会被网民戏称为“赴死坑”？“N连跳”事件可还会持续？
据内地一些媒体调查，富士康是标准的代工企业模式，从不欠薪，加班费按时发放，企业设立了自保基金和救助基金，为员工报销医疗费用和帮助有困难员工，员工每年还有五天带薪假期。从这些福利制度看，富士康并不像以往的“血汗工厂”。
一些细节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。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，在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，上司严禁她们说话，哪怕说几句话都会被痛骂甚至记过。在工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上，有一个游戏，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室友名字的可以拿到一千元奖金，结果在场数百名员工能做到的只有一人。
富士康在内地有百万员工，其中深圳工厂便有四十多万人，其人口规模几乎与澳门相当。工厂里银行、网吧、游泳池、篮球场、书店、咖啡厅、快餐店等日常生活设施和文体娱乐项目应有尽有，俨如一个“小城市”。
但这个“小城市”，人与人之间好像一个个各不相干的碎片，孤独而冷漠地生存着。《南方周末》派“卧底”记者暗访富士康一个月，发现企业员工相互之间除了第一人称之外，都以“屌毛”这个粗俗的字眼来称呼对方。“屌毛”自杀了，同宿舍的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——大家都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《自杀论》中写道：“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、越疏离，便越容易自杀”；“集体的力量，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”。
富士康形同一个与外界隔绝的“城市孤岛”，数十万员工在“孤岛”里每天工作十多小时，有限的工余时间只能到网吧、篮球场、溜冰场等有限娱乐场所消遣，生活枯燥乏味。
与需要迫切解决温饱问题、任劳任怨的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打工者明显不同的是，时下的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打工者文化程度更高、养家糊口压力减少，更追求自身个性发展，有很强的维权意识。当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无法满足，理想出现迷茫；遇到工作、生活中的压力和困难，无人倾诉、分担时，往往容易产生绝望情绪，做出极端的行为。
跳楼事件接连发生，一方面暴露出富士康在管理理念、制度、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，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，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的人文关怀；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社会对这些“城市孤岛”居民的漠视。
富士康问题并非个案，在中国，像富士康一样拥有几万、十几万、数十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并不少见，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“转型中国”问题的缩影。数以亿计的迁移人口，因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，在一个个“城市孤岛”中默默奉献青春。
